秘鲁华人移民概览(1849-1903)

秘鲁华人移民概览(1849-1903)

Silvia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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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萨罗·阿隆索·帕罗伊·维拉富爱特,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

原著刊登于Revista 2.0,2012年第4卷

1.3 华人劳工的工种和劳动力市场(1849-1876)

上文说过,华人是作为沿海工厂的劳动力来到秘鲁的。大部分华人来时就已经被某个庄园的某个雇主“预定”了,他的工作内容也就确定了。一部分“未预定”的华人在船上被交易,当时在雇主和助理之间买卖和挑选华人是很常见的。当时的华人基本上与商品没有区别“在所有人面前展示的行为不仅仅是对华人自尊的践踏,也是对在场所有人自尊的蔑视,展示过后便被挑选。”

华人来到秘鲁后尽一切可能立足,为国家的需要出力,为十九世纪的国家经济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当时的鸟粪贸易、棉花和制糖业、铁路修建以及雨林地区的殖民,就如胡安·德·阿罗那(Juan de Arona)在1891年写的:

华人劳工随处可见,

从鸟粪挖掘,

到山谷种树;

从手工业,

到街道清洁。

他们为普通人做家政,

在各行各业,

他们勤恳劳动,

我们的国人呢?

他们想做人!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华人的劳动合同,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法律漏洞,合同在说明华人是“自由自愿”上船的之外,又说华工在这次旅程开始前就明了:

…当我到达目的国开始,就必须遵从雇主的命令:我将种树、种田、放牧、为仆或为普通工人,时长八年,自开始提供服务之日计算,在这期间我将开垦荒地、耕种田地、看管牲畜、照顾花园,总之我将从事任何需要我去做的工作,如果我有手工业和机械知识我也将充分发挥。我可以不去鸟粪岛。

就这样华人劳工们在秘鲁国土上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一开始合同有效期为五年,1861年开始,因为鸟粪岛的名声太坏、死亡率太高,合同规定他们不再前去工作。

应当说明,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华人进一步适应秘鲁社会,他们改变了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其他工作并且从中国开始发展商业往来,渐渐出现了一批“精英华人”,他们有能力和秘鲁利马当地人竞争,为其他华人提供工作机会。比如1908年,利马的华人群体呈现出这样的生活状态:

从事活动 华人人数 占比%
农业 97 1.9
手工业和工业 649 12.8
商业 2231 43.9
交通 3 0.1
服务业 1295 25.5
清洁卫生业 35 0.7
自由职业 30 0.6
其他 746 14.7
总计 5086 100.0

来源:根据当年人口普查数据,《龙的传人》,作者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第61页

重点关注十九世纪,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主要劳动力集中在海岸附近的农业工作中。因为其被迫性质,洪堡特·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Humberto Rodríguez Pator)将这种劳动方式称为“合同半奴隶制”。90%左右的华人劳工从事棉花或者甘蔗的种植,在8年合同期结束以后,虽然大部分华人被延期解约,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可以自由决定未来。大约有30%——40%的劳工被重新雇佣,其余的自由人向附近村庄和城市迁徙打工。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些华人主要从事的三种行业。

最著名的是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研究过的北部工厂里的工作,那里华工的工作条件与海上航行时一样极其艰苦,工作强度巨大,夜晚住在努力的棚屋,而每周挣来的钱能换来的食品却仅够饱腹,一部分人还换成鸦片。因此华工自杀、逃走、甚至罢工起义、谋杀工头的事件屡见不鲜,他们消极怠工、破坏庄稼、烧毁收成。

有一张华工的照片很有名,背后是甘蔗林,他双腿被铁链捆绑,提着吃东西的罐子。照片上看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华工,“如果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就必定会受到惩罚,手脚带镣铐、被鞭打或坐牢”。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当时的农业仍然是继鸟粪产业之后的第二大经济活动。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指出,在来秘华人数量和工厂蔗糖和棉花的出口增量之间有直接关系(蔗糖也在1855-1859年间出口量大约为4340吨,而1870-1874年之间达到9874吨,棉花业在1860-1864年间为1328吨,1870-1874年间达到19712吨)。

另外一个化工比较集中的行业是铁路修建。鸟粪出口量连年增长,由此带来的国际贷款投放在当时秘鲁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其中有一项建设任务便是何塞·巴尔塔(José Balta)提出的修建一条连通利马和卡要俄的铁路。这个工程随后被亨利·梅继斯(Henry Meiggs)承包,他大量使用苦力,还一时间造成了七十年代华人移民的一个高潮。如今发现的铁路修建中的合同内容提及了华人劳工,这也证明了我们的推断。

最后便是鸟粪岛。多明戈·埃利亚斯(Domingo Elías)是第一个贩卖华工的人,当时他和他的助理胡安·罗德里格斯(Juan Rodríguez)获得四年时间的许可,专门从事这项“贸易”。当时埃利亚斯拥有是鸟粪专卖权,他在琴察(Chincha)的专属地距离他在伊卡省(Ica)的工厂很近。为这一说法提供佐证的考古学证据虽然不多,但是已经出土了一些。根据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的研究,1853年,592名华人(大约占总数的15%)在琴察从事鸟粪挖掘工作。塞西莉亚·门德斯(Cecilia Méndez)也提到,从五十年代起,华工不管在数量上还是重要程度上都对鸟粪产业举足轻重。他们虽然以“雇佣”名义前来工作,事实上却是半奴隶制的工作性质,在艰苦卓绝鸟粪产业上,与自由雇工相比,这种受工厂主约束的方式更能捆绑工人。在鸟粪挖掘和搬运的工作中,华人劳工在1853年和1854年分别占所有劳动力的60.87%和53.86%。虽然鸟粪产业在近四十年中为秘鲁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本身却并不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岛上的生产工具相当初级,只有水管、尖镐和麻袋,由于鸟粪本身飘散的粉尘和挥发的气味,大部分工作只能靠人工完成。华工们必须想尽办法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并创造劳动价值。当时鸟粪产业工人的死亡率很高、劳动性质危险、惩罚措施严苛,工资待遇低下,而这项劳动本身的形象也不好,这一系列因素造成当时秘鲁在国际上的形象急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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