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sanaje | 秘鲁华人移民概览 (1849-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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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华人移民概览 (1849-1903)

秘鲁华人移民概览 (1849-1903)

冈萨罗·阿隆索·帕罗伊·维拉富爱特,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

原著刊登于Revista 2.0,2012年第4卷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历史统计数据阐述如今秘鲁华人社区的来源,将从华人移民历史讲到华人群体在秘鲁利马地区的混血历史。在移民历史方面,我们将概览当时的历史环境、移民路线和秘鲁的劳动力市场;在混血历史方面,我们以当地华人社区为例,通过引用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再现这个利马华人社区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华人移民,人口组成,秘鲁,利马,华人

引言

在秘鲁历史上,华人移民是规模最大、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说法多样、价值非凡。当时秘鲁国内的资产阶级经济、农场劳作和贵族生活都依赖华人移民带来的劳动力。经历长久而艰难的社会融入过程,如今这些“天国之子”的后代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成为秘鲁利马社会多元组成的一部分。因为对这些亚洲移民(1849年开始有华人移民,1899年开始有日本移民)缺乏文化上的认识和风俗上的认同,秘鲁社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他们定义为“下等人”。尽管如此,华人群体却一直在秘鲁社会中慢慢扎根,如今他们已经慢慢消除过去的隔阂,融入这个群体。

秘鲁的汉学主要记录华人社区的历史,近年来在年轻学者中研究热度有所增加。目前主要研究内容有华人在北部农场劳动纪实、利马地区的排华运动、华人饮食的改变,华人与雨林地区殖民以及中国戏剧等等。大多数是介绍性作品,需要进一步加深研究,其中有两部作品比较有名,洪堡尔特·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Humberto Rodríguez Pastor)所著的《龙的传人》与费尔南多·德·特拉则格尼(Fernando de Trazegnies)所著的《沙国之梦》。另外,19世纪时期利马的华人社区情况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和分析。

汉学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仅仅从人口组成和移民的角度探索移民潮、劳动力市场、来秘原因、历史数据和立法等方面,目的是梳理如今秘鲁华人的人口组成、秘鲁利马的人种混合以及综述移民历史。本文中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史料统计和1876年的人口统计。因为篇幅限制,本文包含的内容无法尽善尽美,但至少能够让我们大致清楚19世纪秘鲁的社会组成。本文第一部分介绍19世纪中期秘鲁社会环境,当时华人开始到达,也是中秘移民之旅、劳动合同以及华人劳作兴起的时期;第二部分我们从历史数据和立法的角度来看待移民潮。

  • 秘鲁华人移民概览

本部分首先综述不同学者的研究贡献,并且集中介绍不同来源的移民数据来展示秘鲁华人群体的人口组成和历史大环境。

  • 秘鲁的经济-人口环境

秘鲁19世纪的经济环境说明了当时大量华人移民进入的原因。从18世纪开始连年的独立战争使得国家农业陷入危机,延续殖民时期的制度,当时的主要劳动力是黑人奴隶,但是农业危机使得黑奴人口不断下降,农场主对他们的压榨却变本加厉,造成黑奴群体对工作反感,并开始不断逃离和反抗。渐渐地黑奴成为“当时数量极少、雇佣成本高、劳动效率低”的群体。除此以外,国家独立后圣马丁被授予“共和国保护者”称号,并颁布了一系列有意归还黑奴自由的法律,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应:1821年共有41228名奴隶,到1854年奴隶解放时仅剩17000多人,其中大多数为爱挑起争端的奴隶以及老人。另外,威尔玛德尔皮驰(WilmaDerpich)曾说,由于自19世纪以来安迪斯山区连年爆发传染病疫情,导致当地人口稀少。比如1852年和1868年爆发的黄热病,大大减少了安第斯山区的人口数量,不管国民还是外国人,当时雨林地区人口几乎全部消失。但是古登伯格(Gootemberg)在研究了1791和1876的两次人口统计数据后,认为当时的人口总量与殖民时期相比还是有所增长的,比如利马地区在1791-1827年之间人口增长0.2%,1827-1876年之间增长2.0%,卡要俄地区在第二个时段增长更明显,达到8.4%。

当时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协调和立法无法为农场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国外移民也很少,整个秘鲁社会急需大量移民补充劳动力缺口,根据1948年进行的对于劳动力需求的问卷统计,北部农场与亚马逊地区都需要工人,普诺(Puno)和安卡什(Ancash)地区认为当地移民无法满足劳动需求。53名农场主通过总理帕斯·索尔丹(Paz Soldán)向政府提交了一份联名申请报告,提出需要新一轮“人力买卖”。经过当时政府内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不断争论,最终颁布了两部影响了国家历史的法律:1849年“中国法”和1854年立法取消奴隶制度,同时也取消了印第安人赋税,使得安第斯山区的国民不再需要缴税,显著降低了他们在海边的劳动意愿,逐渐回归到族群生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的劳动力仍然很缺乏,国民的劳动意愿不高,另外国家也没有增加劳动报酬、生产技术和国民膳食方面的投入,劳动条件并不吸引年轻劳动力,一度需要通过压迫的手段招募囚犯来当劳工,最终主要劳工群体变成了华人移民。

  • 从“天国”到“沙国”

本文在后续内容中会提到,目前学界共同认为华人移民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苦力劳工时期,当时的华人大多被迫移民,也是本节介绍的主要内容。他们承受非人的航海条件从如今的澳门(当时是葡萄牙殖民地)到达秘鲁卡要俄港口,这部分内容得到秘鲁和中国广东的部分对外关系方面的史料研究佐证。当时秘鲁或者中国的中介机构通过抓捕、绑架、欺骗和逼迫的手段让大量华工开始秘鲁之行,从此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应当说明,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也很不稳定,清政府不断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社会局势动荡让国民渐渐形成寻求更有保障的生活的想法。第一批移民有被当时的中介机构欺骗出国的,他们承诺在加利福尼亚和秘鲁有挣钱的机会,那里的山上蕴含丰富的黄金,只需要人力去开采;也有被强行抓捕和绑架的农民;更不缺因为赌博和吸鸦片而倾家荡产债务缠身的人。但奇怪的是,当时每一位华工都以签署劳动契约的形式,在移民局最高领导处办完了所需手续。对此,特拉则格尼认为,当时的中介机构早就编造了一整个流程来完成人口买卖,他们还会责罚和打骂不愿意遵守规则的华人。这种形式非常受当时各个需要劳工和接受移民的国家的欢迎。洪堡尔特·罗德里格斯认为,一旦签了字,就代表华工自己也接受了移民旅程,至少他也认为这样的流程比较“合法”。签字的劳动契约规定了雇佣细节,也是到达目的地后转手交给农场主的重要文件。总地来说,当时农场主的强烈需求、机构的严重腐败,华人的被骗被迫、中介对利益的追求这些因素一起凝结成了一张中国与秘鲁之间的劳工买卖网。

签署契约、汽船检查和消毒以后,漫长的旅程就开始了。当时中国和美洲大陆之间的交通工具只有船只,所以不管运输的是鸟粪还是矿石通通用船。华工从临时居住的房屋出来被转移到汽船上,开始他们历经108天、跨越9000英里的旅程,期间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根本不符合国际上对于航海的规定,只能用“非人”一词来形容。

费尔南多·德·特拉则格尼根据中国和秘鲁的研究报告内容,还原了这趟航行:捉弄华人成了船员和水手们的娱乐活动,华人群居在一起、没有充足的食物、缺乏干净的水、动不动就被打,船上传染病盛行,暴动和残暴镇压也不断发生。在这样的虐待下,华人的死亡率很高,尸体被不断抛入大海。没有灯光、没有通风,“在恶臭的夜里吃喝拉撒,不断死去”。

在下面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长途旅行中死亡率达到9.91%,也就是说,在1860到1874年从澳门出发的每十个华人就会有1个在太平洋上死去,总共死亡9704名华人,。另外,途中的暴动以及坏血病、痢疾、结核病等等传染病一旦爆发就会感染整船人,所以有一些船没有到达秘鲁或者中途折返中国。总体而言,整个旅程在非常人能忍受的条件下进行。

表1: 1860-1874年中国到秘鲁的移民

年份 澳门上船人数 途中死亡人数 死亡率 卡要俄到港人数
1860 2,007 594 29.60% 1,413
1861 1,860 420 22.58% 1,440
1862 1,726 718 41.60% 1,008
1863 2,301 673 29.25% 1,628
1864 7,010 600 8.56% 6,410
1865 4,794 254 5.30% 4,540
1866 6,543 614 9.38% 5,929
1867 2,400 246 9% 2,118
1868 4,732 466 9.85% 4,266
1869 3,006 75 2.50% 2,931
1870 7,917 373 4.71% 7,544
1871 12,526 741 5.92% 11,785
1872 14,505 1,114 7.68% 13,191
1873 7,303 732 10.02% 6,571
1874 3,939 114 2.89 3,825

 

总计 97529 9704 9.92% 8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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