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sanaje | Entrevista a Loisa Wei/魏时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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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vista a Loisa Wei/魏时煜

Entrevista a Loisa Wei/魏时煜

记者:魏导演,首先谢谢你接受这次访问,《古巴花旦》到目前为止,在香港和大陆地区,华语地区把很多很多古巴华人地区的鲜为人知的故事都带出来了,而且在华人地区得到很正面的回馈,甚至说一些文化功名。《古巴花旦》这个话题,不仅是古巴华人,还有整个拉美地区的华人文化也是息息相关的,导演你做了很多版本的剪辑,将来会不会有一些更新的版本,是以这个拉美华人,甚至西语文化圈作为目标。

魏时煜:首先我做片子的时候,主题都是自己之上门的,所以叫机缘巧遇,我和罗凯(音)先生在拍前面《金门银光梦》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听一个朋友讲,刘博智短片里面拍的两个婆婆来香港了,你们没有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下,他们想到广东去,想看一下广东那边的文化,另外想找一些广东唱粤剧的人,跟他们能够接洽,一起唱粤剧。卡叔和珊姐两个人就在这个时候说好,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下乡,他就动员了他们自己的朋友圈和他们的资源,然后就找到帮他们化妆照相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去金辉,你在那个短片里面看到和白燕飞在金辉,她唱胡不归,一起唱戏,这就是何秋兰最喜欢的事。刘博智原来是没有接触粤剧的,他是美籍华人,出国的比较早,所以他是没有这样的圈子里面的朋友,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带他去开平,但他在这边并没有那么多朋友,因为他是很多年在美国,19岁就去了,所以就变成了两边从一开始就一起带他们,从他们第一次回去,大家一起招呼他们过去。我第一次访问他们是在罗凯先生和珊姐家里面,他们想吃那些家常菜,怀念家常菜的味道,珊姐就自己煮给他们吃,所以我们片子完成了以后,我们剧组的小成员就说要吃古巴花旦套餐,所以在大概是去年首映了以后,过节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珊姐家,她就煮古巴花旦套餐,有白斩鸡、鸭润肠、老火汤和蒸肉饼。

记者:他们还会广东厨艺。

魏时煜:对,珊姐很会煮饭,到他们家去吃这个,因为是何秋兰和黄美玉吃的,因为他在我们的纪录片里,他有这四样东西,他每次讲到这四样东西的时候,大家就笑。比如说中国人在海外,去了以后,大部分人写古巴华工的辛酸历史,大家写历史的时候,是当成课本的写法,但是你拍电影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你马上就捕捉到那个人的状态,他是怎么样行走的,怎么样说话的,他什么时候怎么一高兴就唱起来了,来了一个人跟他唱两句的时候,他有多开心,是通过这些周边的东西,不是像做访问,这样子把他给激发出来的,他就把小时候的回忆带出来,他就有这样的,电影就有这样的东西,有一个影像东西的呈现。包括你现在跟我做访问,你把我讲的话用文字打下来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文字。

我们去拍摄的时候,等于是到他家里的时候,见到他的生活了,整个的那条街都破破烂烂的,就像是打完仗一样,颜色都是剥落的,有一种很残旧的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那种感觉,我想每一个人去古巴可能都有那种感觉,穿越时空的感觉。看到一个过去很繁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住到酒店里去,进酒店上洗手间,边上就贴一张纸,古巴的下水系统已经很脆弱了,请大家连厕纸都不要扔到厕所里面,都要扔到边上的筐子里。我们因为习惯了,就把厕纸扔在里面,然后赶快抓出来,这样的,就怕把厕所堵了,然后他哪个地方一修,再一捅就破了。生活也是很简单,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市场也没有什么东西卖,大家都过很简单的生活。

刘博智昨天也讲了,他们两个靠那一点点退休金,他俩的退休金是七八块钱美金,他们其实一个月正常情况下,一个现职的正常的工作人大概的工资大概是20美金上下,换成港币只有一百五六十块钱,很少,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生活是怎么过的。所以他们一个冰箱分期付款要十年,拿到冰箱的时候好开心。就像这样的生活里面,见到他们一开始演出的时候,那个戏服是自己做的,别人送的戏服不是被他们拿去,那个嘉年华,然后就搞不见了,自己做的那些东拼西凑弄一点材料,或者是以前留下来的一块布料,就这样做出来,看着就不像个戏服,他们回来的时候,刘博智给我们讲,我们也看到那个短片了,所以我们有带他们去状元房,穿真正的戏服,然后去化妆,去拍一下照片。

我为了拍这个片子,我也没有接触过粤剧,我和我的摄影师,我们说我们也去化一下妆,然后穿了何秋兰和黄美玉穿过的衣服,我们两个照了一下相,我们两个感受了一下。所以我们有化妆师的镜头,是后来我们化妆的时候补拍的。因为当时只有一个摄影师,那个摄影师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上去以后,珊姐他们安排了这么多事情,所以他一个人就有点手忙脚乱了,他第一次出去拍纪录片。虽然他是正式的学拍电影的,像这样的情况下,2011年拍一次。因为我们语言不通,交流的时候,不是那么顺畅,2014年等我突然听说他要走的时候,其实他要停留两个礼拜,但听说他要走的时候,他真的就还有两天就走了,所以我就是把课都取消了,或者是换了别的课的内容,赶快冲到广州去找他,接着第二天就去恩平,黄美玉就找到了他的亲戚,所以那边的镜头是我拍的,我也是一个人过去,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调动其他的人。第二天卡叔珊姐听到以后,就赶快带(08:48)上去,所以白燕飞在那边演出的时候,他们看演出,就有人拍到,拍到在坐席里面的他们,是因为有人拍白燕飞的。大家都是知道了这件事情,其实很少的人去,但是每一个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被他们的事情感动,然后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拍到了一些镜头,然后回过头来以后,剪接的工作量就变得非常大。

记者:这场电影里面有多少人拍的镜头在一起?

魏时煜: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是两个片子一起拍的,就和《金门银光梦》有些部分是一起拍的,所以在各地大概,比如说去过哈瓦那的摄影师大概有三个,香港这边大概也有三个,还有去夏威夷那边的主要是我们两个人拍的,去纽约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拍的,去加州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拍的,我觉得大概有那么七八个人。你刚刚讲一个电影可以做到什么的话,我觉得一个电影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天第一场你看了吗?

记者:对,我在中文大学那个看的。

魏时煜:这个演出你是昨天才看的?

记者:对。

魏时煜:你昨天看的是第二场,他第一场就问观众,请问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古巴花旦》电影,挺多人举手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然后他说有多少人看过《古巴唐人》,大概只有三四个,很少。这两个分别的在什么地方,当你自己拍一个短片,你摆在网上的时候,那个片子我们2010年就看到了,所以他那个片子在网上流传的时间应该比我们多很多。但不是很多人没事就会上网找这样的题材看的,所以他的传播范围是很小的。我们如果做成一个剧情长片,我们就会参加影展,影展就会联络媒体报道,媒体的人报道的时候,看到好看的时候,别的媒体看到他写的故事有趣,他们也会来报道,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效应。所以我们去年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三十多个媒体,而且大家报道这个事,因为这个并不是那么大众化的题材,所以真的来报告这个事情的人,都是比较有水平的人,他们会对不同的文化有认识,所以他们才会感动于不同文化中间的碰撞,大家互相的寻找,大家互相的了解,他这种感受应该很深,从秘鲁过来,又在复旦大学读书。就像这样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导演的任务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讲好,我要讲故事的时候,我会要照顾不同的观众,因为不是所有的观众都会为了粤剧这个事情进入场的,我就希望也能够吸引到对古巴也有兴趣的观众,对拉美文化有兴趣的观众,然后对移民史有兴趣的观众,还有对这种离散文化有兴趣的观众。以前中国大陆的部分的人对这种离散是没有感受的,但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北方人会到南方去打工,这种和那种移民感受是很接近的,他们会联系到这个,他们会这样感动。

所以在我剪接的时候,我的几条线索,我有一条线,隔几分钟就要唱一段粤剧,这让听粤剧的人很happy,另外我讲历史,那些完全不关心这个的,但是大家知道古巴革命,因为冷战的时候,有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因为他的几次革命,他的领导人的态度,他就会比秘鲁这样的国家,他又被美国贸易禁运,这就会给他制裁,反而带来更多的新闻。我是完全有意识到所有的这些方面,但等到我真的去讲故事的时候,我剪接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片子,首先要把节奏处理好,不能在中间的时候,让观众觉得我掉出去了,我觉得不好看了,你那次在广州看的,观众的反映也很好,没有说这边看的很闷,我先出去上个厕所吧,基本上都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作为剪接的职责。

我作为导演的职责就是把故事讲好,我这个任务完成了以后,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不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已经尽职了,但很多人就觉得你要不要去救苦救难救穷人,我觉得这些不应该是导演的责任,但是因为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对他们的这种境遇有了更深一些的同情。昨天就和两个朋友张罗,你们赶快找一些阔太太给他们捐一些钱,我说你看我也不是阔太太,我一个名牌手袋都没有,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是每一个季节就四五件,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是很不适合,这个片子一出来以后,老要去参加这个影展那个影展,他们说你是只有三件衣服吗,我说对,每一个季节就是这么多。他们就觉得你们做电影的人不是很怎么怎么样的吗。有点钱了都拿去做电影了,政府申请一点钱,我们差不多贴了同样的钱进去。你看我的剪接团队都很年轻,都是90后的,因为他们刚刚毕业,自己扑上来找工作,我就给他们比一般刚毕业的同学高一点的工资,因为我可以选比较好的学生,很多地方还要手把手的教,因为他们都没有做过长片,很多地方都出错,很多地方都重来。所以工资给的低了以后,你也要付出很多的辛劳,就这样做成了。

去年在院线放映的时候,2月份首映,2月份放了5场,3月份就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算再放,我们就向电影院,百老汇院线要求,我们说你看前面5场全部都卖光了,能不能给我们作为特别放映加场,然后他才肯每个月3场,这样从3月份放到10月份,而且他有要求,如果你卖票卖到六成以下,或者是七成以下,没钱赚了,他就不想给你排期,你就要再去请求,所以基本上一直请他们,因为他们给放了两个电影院,一个电影院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就是百老汇电影院,差不多每次买到第一行第二行,另外那个电影院是新开的,票比较贵,就难一点。因为艺术节的琳达就是来我们这里看了以后,他就下决心把这两位婆婆请过来。我觉得他也应该有别的因素,听到别人的说法,读到这个故事,和刘博智聊过天,我觉得这些都有,我不想把全部的(17:35),但是我觉得看这个电影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电影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完整的文本,你去看任何的访谈,哪怕再长的访谈,不是活动影像,根本达不到同样的效果,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达到效果,要不然干嘛费那么大的劲,花那么多钱做电影干什么。

记者:另外想问问老师,在古巴拍摄期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问题,比如说当地的人员,缺乏一些基础建设,以前的拍摄经验不一样了,可以说一下吗?

魏时煜:我们因为已经在广东和香港拍过两次,才去的古巴,所以跟他们家人,跟黄美玉家人,跟周围的华人社区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昨天刘博智分享的时候说,你看这破破烂烂的金鹰戏院,我要进去拍,人家不给我拍,我是偷着进去,从后门进去,拍到一个空场子,像那种的,我们要进去拍的话,我们就要申请,我们有申请就是因为我们有翻译,我带了南美的一个学生过去,过去以后我们到电影管理处申请,因为那个戏院当时是停业状态,就是关门不让你随便进去,我们就在那边申请了拍摄,他给我们允许以后,这边申请到拿着那张纸到金鹰戏院,而且那边也打电话过去了,我们也解释给他们说,我们在拍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们电影管理处的人对电影还是比较热爱的,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拍到了最完整的金鹰戏院。还好我们那次需拍了,2019年的时候,金鹰戏院已经变了,你那天看电影的时候不是看到了,他已经变成了画廊,上面的座位也没有了,底下全部地都铺平了,舞台也没有了,就变成了整个的雕塑和展示的空间。

记者:是政府工程。

魏时煜:对,政府的工作。光华报里面的字模也都没有了,只有外面的一个机器了,那边的房子重修了,但只是修了那个机器。你上网去看2017年的光华报,他们今年170周年,把那个机器修好了,重新印了一张报纸,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政府行为,是宣传式的行为,并不表示光华报(20:46)。

记者:他们的字模已经扔掉了吗?

嘉宾:不知道,因为那里不见了,没有办法去问,你得到了那边去以后。

记者:这个电影放映以后,有些人说,之前也不怎么留意粤剧,倒是这套电影让他们重新再看粤剧,或者是留意这个文化,对魏导演来说,算不算是个电影的额外的收获,甚至是多了一些意义,或者也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魏时煜:这边有一个年轻的香港导演,他也拍过两个片子,就是讲粤剧的,一个电影叫《乾旦路》,另外一个叫《一个武生》,他就去拍现在的年轻的粤剧演员,他这个行为里面也是有一定的粤剧保育的作用。你去广州电影节的时候,广州的纪录片节,开幕电影也是一个讲粤剧的纪录片。我觉得这个和2012年还是哪一年的,粤剧变成了联合国教科组织的,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遗产的一部分,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这其实是全世界很多古老艺术都面临的问题,我做这个的时候,我当然有讲香港故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故事和香港观众有很多能够打动他们的地方,比如说对他们来讲,他们生活在香港,很多人是逃港过来的,他们也没有回乡下很久了,或者他们也觉得乡下是很陌生的,这是一点。他们年轻一辈的又觉得不要听粤剧,何秋兰这个人那么山长水远的走过来,她又不是华人,她又那么爱粤剧,然后她又老远的跑到乡下去祭祖,所以他们很多人的感动是在这里的。昨天黄美玉给我讲,她在古巴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女孩子在那里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她看完了就哭了,她给黄美玉说好感动。黄美玉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哭,她为什么要哭。我说因为这是我的电影,所以我是不会看哭的,但是我是看你们的表演我看哭了。因为我拍了那么多,这个哭是有基础的,我拍那么多次,每一次都是那么简陋的化妆,那么简陋的衣服,那么简陋的舞台,甚至没有舞台,这一次也不是说多么华丽的舞台,但是是一个正规的粤剧舞台,因为油麻地戏院平时就是做粤剧的,看到他们在后台,每个人有自己的化妆镜,有人给她化妆,有人帮她穿衣服,还有人帮她卸妆,整个的这一套仪式,我就觉得你必须要有人让这个角儿感觉是自己是一个角儿,她的情绪来了以后,前面黑压压的坐一片观众,我觉得这是唱戏的时候的一个很必要的东西,所以你看黄美玉昨天和观众在那边插科打诨,那就是一个(24:45)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这是你看电影的时候没有的,但是一个纪录片确实可以有很多,我们有很多年轻人来看这个片子,是因为他们去古巴玩了,或者是他们到南美去玩过,他们看完了这个以后,马上又了票去古巴玩了,或者到南美又去玩了,他们以前想都没有想过,南美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所以你的一个片子好看,或者是一个故事好看,你要先找到两个特别典型的人物,这两个人物对我来讲,就是从天而降的两个人物,因为我前一个拍的人物,也是从天而降的,是他的照片落到了我的手上,但是他人已经去世了,我就没有人,那么就要靠我自己重构故事了。但是我觉得做这个片子,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怎么样能够娱乐到观众,因为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很好玩的,他们一出来就把观众都给娱乐到了,我觉得这并不需要我费太大的力气,但是《金门银光梦》就是全程都要靠我去娱乐观众。

记者:谢谢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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